塔子山暴动

2016-06-22 15:16浏览数:370

    1930年,田颂尧的防区已扩大到26县。他在防区内自委官吏,自定法律,自征赋税。防区内不仅田赋预征了30多年,苛捐杂税多达三四十种。如田赋税、契税、房捐、择配捐、军饷、借垫费、吊打费等17种杂税,20种苛捐,5种缴费,1军饷,1公债。此外还有繁重的地租、高利贷……民众深恶痛绝地说:“自古未闻粪有税,而今只有屁无捐”。

田颂尧自立花样百出的苛捐杂税,使无数贫苦人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,甚至家破人亡。苛政如虎,民怨沸腾。中共北区区委为除军阀、废苛政,发动和带领群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。当时有个外籍人勾结当地富绅开了一个“西华钱店”,对群众进行高利贷剥削。邹风平经过调查,得知这店“放钱”有场息、月息、年息三种。场息又称“觔斗利”,借10元,一场(三天)后要还20元。“月百钱”的利息是一分,“本月钱”的利息是三分六。还有先追利息的高利贷,如借10元先扣2元利息。邹风平即带领300余人到钱店与店主讲理,店主自恃有团总豪绅撑腰,出言不逊,群众的积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,砸了招牌,销毁了借据,一轰而散。店主求情于富绅,而富绅们见群情激愤,来势汹汹,都婉言谢绝。店主见势不妙,暗自逃之夭夭。北区区委领导群众取得发高利贷剥削的胜利,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。

北区的盐场较多,有盐工约5000人,常年受到厂主残酷剥削。都用茅草作燃料熬盐,厂家为谋取暴利,以低价和大秤盘剥农民。持续多年的剥削方式,早已引起农民的愤恨。盐工的艰苦生活,亦引起区委高度重视。因此,区委研究决定:一是由农会选出代表,成立“柴草斗争委员会”,向北区数十家盐厂厂主提出统一秤具,统一称秤,提高草价,否则举行柴草罢市。开始,一些厂家不以为然,仍我行我素。于是“柴草斗争委员会”动员群众到柳池井、塔子山一带进行宣传,如果厂家不答应条件,就不卖柴草给他们。持续月余,厂家收不到一根草。时正冬季,所存草料已快烧尽,又正是农民割草卖草的高峰期,若买不到柴草就烧不出盐,盐厂就会倒闭,于是只好答应条件,这场与盐厂公平买卖柴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,二是由工会向厂家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,工会提出:厂家不增加工资,不改善工作条件,就罢工。工人纷纷响应工会提出的条件,各盐厂的工人既不取水也不烧盐。厂家慑于公认的威力,立即增加了工资,检修了盐井,排除不安全的隐患后,工人才复工。广大盐工取得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胜利。

1930年前后,北区的革命力量已由柳池乡袁家庵迅速发展到马康桥、塔子山等10多个乡,区委还掌握了有人枪40的柳池乡民团,督练长、大队长和政治教官都被区委派去的同志所掌握,团丁也由这些同志逐步换为农协会员或革命积极分子,开辟了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。1930年7月,中共潼川特区党员代表大会后,强调发动武装斗争,夺取政权,批评北区区委搞单纯经济斗争,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。为贯彻特区党代会精神,区委决定再掌握附近几个乡的民团武装,于春节期间发动武装暴动,先割断电线,实行破仓分粮,逐步向盐亭扩大游击区,在三、绵、盐三县交界边区建立一个红色政权。区委积极实施这一计划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8月,特区派巡视员鞠怀安到北区,强调立即在农村工厂召开群众大会,成立苏维埃。鞠怀安走后,区委反复讨论,权衡利弊,决定仍按原计划执行。10月,潼川特区行动委员会再次催逼北区区委,要求马上成立苏维埃,同时派人到塔子山召开盐工大会,准备暴动。于是区委塔子山周围的铁匠连夜赶制大刀、长矛、鸟枪和土炮,散发传单。大张旗鼓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察觉,县长甘梯云得到密报后,11月20日,派县保安大队长胡少卿带队直扑塔子山,逮捕了区委工运委员汪觉如和工人积极分子杜正兴、陈云富等6人,当场从棺材内搜出党的文件、传单、书籍11种70余件。当晚,汪觉如受拷打、香火烧背、倒吊等酷刑,先未招供,后叛变投敌,供出了区委领导和党组织的联络站——“三八”书店。不久,汪觉如被敌人枪杀。邹风平得知塔子山出事后,立即赶赴该地,将党员和进步群众转移后,试图营救汪觉如等,但因敌强我弱,又无武器,只得返回爱智小学。这时,他收到县保安队好友消息唐治安送来即将前来抓捕他们的消息。邹风平、赵利群、许本达即通知党员和积极分子火速转移隐蔽,他们亦隐藏农民家中。22日,甘梯云对邹风平、赵利群、许本达发出通缉令。29日,行委(潼川特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,将党、团合并,由行委统一指挥,以便领导暴动)通知邹、赵、许三人去重庆找省委。他们行至合川时,许本达被国民党抓去当兵,邹、赵到重庆恰遇省委遭敌人破坏,即返回三台。潼川行委派邹风平任盐亭特支书记(后调任省委组织部秘书,省委秘书长、常委),赵利群调任南充中心县委秘书、后任组织委员,代理中心县书记。

张天汉转移绵阳后,被人密报,在绵阳被捕入狱。他与绵阳日新小学被捕的党员冯希贤、教员李传玺、龚世强等同关一狱。不久,他们商定了越狱计划。即由张天汉托探监的邻居张寅宗暗中送来一把凿子,他们每晚轮流凿墙。经过几夜苦战,终于将监墙凿穿,乘夜幕逃出监狱。到城门口时,同狱“犯人”陈志良(川军排长,因“军科”案入狱)托熟人与卫兵交涉,卫兵打开城门,他们连夜逃出绵阳。

中共三台北区区委(1930年2月将中共三台北路特支改为中共三台北区区委)从实际出发,制定的塔子山暴动计划方向是正确的,但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下,潼川特区委员会(1929年12月成立)没有采纳北区区委的正确意见,反而抛开区委,派人到塔子山召开盐工大会,把暴动计划公开暴露给敌人,造成暴动失败。塔子山暴动虽然失败了,但客观上它仍起到了号召群众,扩大党的影响的作用。